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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庐山首个中医研究生程昭寰：从土郎中到世界名医
文/郭思远
程昭寰教授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合影。
人物名片：
程昭寰，年8月，江西省庐山市蛟塘镇铁门程村人。年初中毕业后，随父程西亭先生学医，年出师。年到江西中医学院进修深造。医院任中医师。年9月考入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成为我国第一届中医研究生，师从岳美中、董建华、方药中、刘渡舟等。年获医学硕士学位，同年分配至中国中医医院工作。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历任中国中医医院行政处处长，中国古籍出版社副社长，医院院长，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痛症协作组组长。同时曾担任国家科技部“方剂关键科学问题研究”课题组成员，国家重点奥运科技课题“中医药消除运动型疲劳的应用研究”时相药法分课题组组长。
他一直从事中医工作，曾做过庐山市乡村“土郎中”，为农民开药，深得百姓好评。曾到美国、加拿大慰问华侨并讲学，曾到英国、日本进行学术交流。年，他获得国际中西医学会世界总会颁发的“世界名医”荣誉证书。
几渡重洋稠杏林，悬壶道济苍生哀。晚归桑梓神情奕，原是故人入梦来。
——己亥夏日记梦忆寰舅
几天前，我跟远在美国的舅妈联系，说想写一篇怀念昭寰舅舅的文章，征求她的意见。她说：“这是好事，相信你会写得很好。”而我却苦于构思，难以下笔。或许是太想写，反而怕写不好。记忆闸门一旦打开，总流露出些许悔意。
记得年4月底，我正一边读研一边工作，舅舅抱病归国。我和表兄艳逊去首都国际机场接机，医院舅舅家中已是晚上。他身体很虚弱，或许回家的喜悦掩盖住身体的疼痛，精神尚可。他躺在床上，我在床边跟他说：“如果您身体允许，我能不能跟您做个口述史？我采访了那么多人，自己的舅舅还没有采访过。”他高兴地说：“好！等我身体稍好点。”
第二天，医院干部病房，但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一次，我跟舅妈回家中取饭，她私下跟我说，舅舅肺上的癌细胞已转移至心包。我很惊讶，知道舅舅的病情很不好。从舅妈口中得知，舅舅在回国前几天，每天天未亮，总是睁眼看着天花板独自流泪，好几次都对舅妈说：“我要回去。”
有几天，我因单位采访和研究生课程很忙，没能下班去陪伴他。周末过去，他用略带责备的语气说：“你怎么这几天没来看我？”我自是过意不去跟他解释，他点点头表示理解。之后几日即使再忙，我都会过去看他。
5月上旬，他的肺已不能正常运行，需要借助呼吸机。5月12日，医院，他倚坐在病床，头搭垂着。我没敢打扰，就坐在病床边许久，走时跟他说：“我明天再来看您。”他知道我要走，用含笑的眼神看着我，微微点头。四目对视，他眼里充满温情和欣慰，那眼神让我终生难忘。
5月13日上午，我还在学校上课，接到妹妹小霞的电话，知道舅舅已经走了。我心里悲伤万分，才明白他昨天的眼神是在跟我告别，虽然什么也没有说，却又什么都说了。
舅舅最后从美回国，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所以他每天都想回来，想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最后道别。但谁都没想到这么快，甚至包括他自己，从回国到离世不到20天。采访他的事，终究没有遂愿，给我留下莫大遗憾。
梦，有时是虚无的，有时又很真切。我们无法预知，会梦到什么，但常人言：“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前日，我梦见舅舅从美国回来，清晰的场景非常真切，他依然是豪情万丈，神采奕奕，像是实现了“把中医药传向世界，让世界理解中医，中医服务世界”的愿望。
他曾对我说：“我一定要让中医药誉满全球，鉴真可以东渡，现代中国人就不能西行吗？有一天华裔也可以当美国总统，中医药也能在全球深入人心。”
想到时下美国大选初选，其候选人民调排名第三的就是华裔杨安泽，他是50年以来第一位参选总统的华裔，或许正应了舅舅的预测。
那中医药呢？
年2月，我在荆州读书尚未毕业，来京“北漂”。当时抱着一定要闯出个名堂的心态，懵懵懂懂，负笈北上。彼时，正好表弟晓勋在舅舅医院工作。我便来寻他，到医院后才知舅医院出诊。几日后，我第一次在京见到舅舅，简单介绍来京目的后，他便把我安排在办公室做文秘工作。
有一次，他叫我到他办公室，问我要不要学医。我有些疑惑，学中文还能学中医？他说：“家里有句俗话：秀才学医，笼里抓鸡。”于是，他写一封信让我转交北京中医药大学陶晓华教授。陶晓华教授是庐山老乡，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我顺利报考远程教育学院中医专业，并通过入学考试，就此与中医结缘。
舅舅出生在庐山市蛟塘镇铁门程村，生长在中医世家，天资聪颖。其父程西亭先生是当地名医，闻名乡里。其父仅念8年私塾，便自设私塾做塾师，又一边教书一边自学中医。年，其父以九江地区中医界统考第二名获得职业中医师职称。
他从小就随父学《药性赋》《医学三字经》等中医药典籍，却未曾想过自己也当医生。年，他初中毕业后考取九江一所重点中学，非常想去九江念书。然而，按照父亲的安排，希望他能学医继承衣钵，但话到嘴边又说不出口，就私下找到县长跟舅舅做工作。县长真把这当回事，找来舅舅说：“你父亲这么好的技术怎么能失传呢？县领导的意思，你还是跟着你父亲学中医吧！”这下舅舅没有办法，只能服从安排。这一年，他正式随父学医。
他真正信服中医药是自己救治了第一个病人。当时有一个农村孩子高烧抽搐，抱到中医诊所来医治，他在父亲的指导下做出诊断：急性中毒性消化不良。随后，他开出一副“逐寒荡惊汤”，只有四味药，加之以针灸、刮痧疗法，孩子吃两剂汤药后痊愈。药到病除，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中医药的魅力。
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在父亲的指导下，医术不断精进。当时乡下人没钱看西医，更多是看中医。他看的病人也越来越多，救治了一些疑难杂症，逐渐取得患者的信任，医名始扬。
他在医学实践的同时，非常注重理论研究，年至年连续在《江西医药》杂志发表《半夏厚朴汤治验一例》《治疗乙型脑炎5例报告》。没过多久，他这个“土郎中”医院当大夫。年，当他得知江西中医学院要开办一个师资培训班，就偷偷摸摸与学校取得联系，私自跑到学校进行为期一年的中医理论进修。这次进修，让他在中医理论上有所突破。
年，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建华来九江会诊，星子县领导指派他协助就诊。他帮董建华院士整理了多个医案，给董院士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两人经常书信来往。
年初，董建华、岳美中、刘渡舟等老一辈中医学家联名上书卫生部，呼吁解决中医后继乏人的问题，促成中国中医研究院开办“文革”后首期研究生班。董建华院士来信告知他报考。当时他还有些顾虑，自己学历只是一个进修生，但他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文革”中，由于他父亲被错误打倒，因为成分问题他一直被压制。所以，他非常珍惜这次考试机会，每天上完班就回到宿舍看书。有一天深夜，他在宿舍床上一边看书，一边抽烟提神，不小心把床给烧着了。经过刻苦复习，忍受常人难忍的压力，在0多人报考只录取50人的情况下，终于考上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成为“文革”后星子县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人。
虽然他考取了，但进京就读的阻力还在。当时，他的录取通知医院扣住，理由是业务骨干不能放走。他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求助时任县委书记。好在县委书记从为国家培养人才的角度表态：“既然国家需要，那就放吧！”时年34岁的他才得以离开小县城，走进中国中医药学的最高学府。
年，我以大专学历报考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经过三年奋战终于考上。有一次，我陪他到北京琉璃厂买文房四宝，他回忆起他考上研究生的情形，对我说：“我那时候考上研究生真不容易，考上后我父亲不知道有多高兴。”虽然时代不同，但是考取研究生让父亲感到欣慰的感情是相通的，我能理解他这种心情。
舅舅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中医医院内科研究室。年，他就提出“尊重中医自身发展规律发展中医”，并将中医自身发展“三要素”（辩证思维、研究方法、基础理论体系）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提议并组织编写《中国历代名医学术经验荟萃丛书》（共24册），单独撰写《衷中参西的张锡纯》，合写《外科名医王维德和高秉钧》分册，时任卫生部长崔月犁题字：“整理历代名医学术经验，提高中医学术水平”。他坚持在基层普及中医学，共同主编《基层中医临证必读大系》（共18册），负责主编《内科》《伤寒》分册。
他对医圣张仲景《伤寒论》有深入研究，著成《伤寒心悟》，著名中医大家刘渡舟在序中写道：“作者治伤寒之学，集众家之长而融以己见，可谓功深矣。”又先后对内科肝病、肾病开展研究，著有《肝病证治概要》《肾病证治概要》，后者荣获全国科技优秀图书奖。
在完成中医基础理论和采拮众家之长后，他的研究转向中医脑科学。他曾告诉我，还是在跟父亲学徒时，有个二岁孩子患脑积水，中医称为“解颅”，头颅肿得像个小冬瓜，在多方医治无计可施后，家长抱来求助其父。当时其父确诊后，用五苓散加减治疗一个多月，孩子脑积水慢慢消去。这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也是他对中医治疗脑病的最初记忆。
医院工作期间，一位朋友请他去看个病人。该患者叫汤国治，是黑龙江省绥化铁路公安段民警，在全国警察比赛中曾获一等奖。他在一家宾馆里看到汤国治时，汤国治已昏迷好几天，高烧抽搐。汤国治医院，一直没有确诊，医院诊断为脑肿瘤，但治疗方案迟迟不能确定。朋友就来找到他，希望他有办法医治。但他看过患者后，与医院诊断大相径庭：不是脑肿瘤，而是邪毒內侵、肝风妄动、痰火上火大脑所致。随后，他开出三副汤药，让患者家属鼻饲灌入。几日后，汤国治病情开始好转，经过半月调治，患者竟奇迹般地痊愈。
这件事让他陷入深刻思考，中医对脑病治疗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治疗手段，甚至对中医脑病的定义都不明确，亦没有中医脑病科学权威理论著述，导致在临床治疗无章可循、无方可用。中医学界传统的四大顽疾“风、痨、臌、膈”中的风症，为中医学界的薄弱环节。大脑是五志的源泉，过度的喜、怒、悲、思、恐会戕害五脏正气，危害人的健康。如何攻克脑病，丰富和发展中医学理论，这对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有着深远的意义。
年，他提议写一本《实用中医脑病学》，但当时他位微言轻，没有人响应，甚至有人认为他在搞“标新立异”。经过他反复做工作，终医院院长闫孝诚认可和支持。他汇聚全国各地40多位顶级中医专家进行研讨，经过无数次争论，对脑病的界定、脑病的诊断及治法等逐渐确立严格的规定。
几年后，他与闫孝诚院长共同主编的《实用中医脑病学》，获得国家科技三等奖，中国中医研究院给他颁发了荣誉奖章。著名中医脑病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炎评价此书为“中医脑科学的奠基之作”，成为中医治疗脑病的第一本权威著述。
随后几年，他开始主编《中医脑病现代研究进展》和《脑健康》，提出构建脑髓理论的科学体系，强调大脑决定健康，健康需要健脑，提出了不同时期不同健脑原则，并对各种疑难脑病进行条分缕析的阐述，对脑病的现代研究进行总结，并从理论到临床、从治疗到预防，都做了有益的探索。
他在王永炎院士提出“毒损脑络理论”的启示下，进一步完善提出“三损脑络理论”，强调毒、痰、瘀对脑络的病理影响，进而揭示治疗规律。在他的治疗下，近似于植物人的患者恢复了意识，患脑积水的病人基本痊愈，老年痴呆患者有明显好转。年，他获得国际中西医学会世界总会颁发的“世界名医”荣誉证书。
在确定学术地位后，他医院升入中国中医研究院，担任基础理论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并担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痛症协作组组长、国家科技部“方剂关键科学问题研究”课题组成员，国家重点奥运科技课题“中医药消除运动型疲劳的应用研究”时相药法分课题组组长。
在服务奥运会期间，他提出方根理论，强调气味配伍，主编《气味配伍理论及应用》，强化气味配伍理论的实用性，剖析方根理论及气味四维配伍思维的科学性。把生命节律理论、运动医学和中医药有机地结合，提出时相药法理论，推动奥运科技——抗运动型疲劳的应用研究，并研究出温阳激活颗粒和滋阴修养胶囊，在国家运动队内取得很好的疗效。
功成名就后，他不忘桑梓，总想为家乡人民做点事。在原九江市人大副主任颜运策先生的长篇纪实报告文学《把根留住》中有详细记载。他们是同乡，又是挚友。颜运策先生每次见我都会提及舅舅，说说他跟舅舅的往事，听来甚是感人。
舅舅取得研究生考试的复试资格时，颜运策先生正在九江地委工作。舅舅从星子赶到九江告诉他这一消息，他们都非常高兴。在去北京赶考的头一天晚上，他们睡在一张床，彻夜难眠，一起回忆经历的往事。
颜运策先生家三代贫农，因为成分好，每次在组织考察时都会占优势。而舅舅是地主家庭出身，被称“地主崽”，总是被打倒、打压。在“文革”时期，父母被村里的造反派抄家游行，他也受到迫害，但他为人倔强，宁折不弯。他考取研究生后，虽然曾受到打压，但对家乡的那份感情依旧。
年秋，颜运策先生陪同时任九江市市长戚善宏到星子县农村调研，老百姓对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提出很多意见，有不少人还谈到舅舅在星子行医的一些佳话。第二年春天，戚善宏市长到北京开全国“两会”，特意到中国中医研究院拜访舅舅，建议他“把根留住”，医院，为家乡人民做贡献。
戚善宏市长的建议，正好与舅舅的想法一拍即合。舅舅于当年九月在九江市创办中研京九中医门诊部，医院。此后，春去冬来，寒来暑往，舅舅坚持每个月底周四晚上坐火车到九江出诊，周日晚上又坐火车回北京。他每次到九江坐诊，常常是里三层外三层地把他围得水泄不通，许多疑难病人得以救治，因此，在他的诊室里挂满了感谢的锦旗。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面三尺锦旗：“死亡线上求救星，医术高明获再生”，这是鄱阳湖边一位65岁患者王绍木送的。
年春节前，王绍木被确诊患有“重症肝炎”，随后病情日趋加重，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县医院医生看过后，摇摇头说：“医院去！”医院收治后，尽管使用几千元一针的药，但还是不见效果，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就在此时，王绍木的同乡跟舅舅相识，就联系舅舅到九江出诊。第二天，舅舅风尘仆仆赶到九江，在王绍木的病房“望闻问切”。舅舅两个手指按在下额深思说道：“不碍”。随即开出10副中药，结果病人三剂清醒，六剂退烧，九剂黄疸大部分消退。经过两个多月的中医治疗，经医院临床检查，各项指标明显好转，身体恢复健康，半年后还能下田劳动。后来，王绍木拿着那面锦旗送给舅舅，感谢他让自己“起死回生”。
作为庐山走出去的名医，舅舅对杏林情有独钟。他曾多次跟我说过，让我收集“南康医学”的资料，最好做些研究。南康府辖今之江西庐山、都昌、彭泽、新建四县，而杏林就在今庐山温泉镇境内，自“建安三神医”之董奉开始，经刘开（宋朝南康府人，字立之，号复真先生，著《方脉举要》）、严用和（南宋人，字子礼，12岁受学于刘开，著《济生方》）等师承，后由徐必达（清朝南康府人，字德孚，著《幼幼集成解》《医学秘要》）相传至今，在中医药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历代医史学家、文献学家等对“南康医学”的学术价值未引起重视，尤其杏林，虽作为中医的代名词，医家以“杏林中人”自居，用“杏林春暖”“誉满杏林”称颂医家的高尚品质和精良医术，在庐山却没有被重视，更不要说开发利用。舅舅曾跟原星子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刘希波先生讨论，如何来考证杏林，并且以杏林为题写一个影视剧本，便于向外推介和宣传杏林。刘希波先生曾说：“这件事情一直都在我心里，就是昭寰教授走得太早了，都没来得及去做。”
晚年的舅舅本想落叶归根，曾跟我说，希望在庐山创建杏林养生文化馆和世界中医脑病科学研究中心，等自己百年后归葬庐山。经星子籍老领导出面协调用地，当时星子县主要领导已同意，但由于诸多原因未能如愿。多年后，老领导还跟我说：“这事如能再做，我还能出力。”可是舅舅走了，有谁能做这件事？又有谁能做成这件事？作为晚辈惭愧至极！
年舅舅正式退休，一家人迁居美国加州旧金山，并开始第二次创业。他第一次创业是在北京，先后创立北京中研中医脑病研医院，都是以中医治疗脑病为特色，让中医药在治疗脑病的临床经验普惠众人。
他曾遍游世界讲学，七次赴美，三到英伦、日本，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及东南亚各国经常来往，但是每次讲学后都有一个感受，西方国家的主流社会并不认同中医药，他感到不公道，也感到有责任让世界了解中医药。他一直有个梦想：希望中医药走出国门，解决西医治不了的病，让西方主流社会认识中医药学是一门科学，让“中医药学大放光明于世界之上”。因此，他到美国进行“二度创业”。
对一个60多岁的人来说，英文只会几个简单词汇，人生地不熟，想创业谈何容易。正在困难之际，得到友人的帮助，才在加州及联邦政府创办非营利性机构——国际中医脑科学院，为继续寻梦奠定基础。他免费为湾区社区中心就失眠、头痛、忧郁症、脑肿瘤等医学讲座，深入洛杉矶、华盛顿等地讲学，每次讲座和讲学都深受好评。
年9月19日，在南加州蒙特利公园市市政府厅会议礼堂，高朋满座，由国际中医脑科学院与加州中医公会联合主办的首届国际中医脑科学术研讨会隆重举行。他作为大会执行主席之一，就中医脑科学理论体系及小儿自闭症等难治疾病作了报告和讲座，同时当选为国际中医脑科学院院长兼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到加州不到两年，他在治疗小儿自闭症方面取得惊奇疗效，美国境内患者纷纷寻医。来自宾州的张金华女士带着4岁的患儿前来就诊，医院诊断为自闭症。初诊时，孩子视线躲避碰撞，旁若无人，语言沟通障碍，不能说话，时而自言自语，时而大声尖叫，夜寐不安。经舅舅针药治疗4个月，夜眠安静，能视觉交流，能主动提出要求，自言自语及尖叫均明显减轻，词汇增加，能通过电话跟人问好。此病例之所以取得如此效果，都源于他的逆向思维。他不采用常规补脑方法，而是采用醒脑开窍法和补肾养脑法结合运用，针药同治。
程昭寰教授在美国治疗自闭症儿童。
他还在国内时就跟我说：“我一定要让美国总统说中医药verygood！”当时，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看他神情却是非常认真。有一次，我打开自己的邮箱，看到舅舅给我发来一张他跟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合影，我心里非常高兴，知道他真的做到了。
后来听表姐程颖说，那次正好克林顿去参加硅谷高创会，舅舅跟克林顿握手时，通过望诊告诉克林顿如何做医学保健。当时克林顿有点吃惊，心想这个中国人怎么知道自己身体不好。舅舅就把原委说清后，克林顿对中医药表示赞叹。作为美国前领导人，个人隐私是被保密的，中医竟然一眼能看出来。
从年到年，舅舅从医整整53年。在从医路上，他总结两点体会：一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必须创新，不继承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何能活水源头；不创新就会价值贬值，无法发展。而创新就是要与时俱进，用心去悟，以新去创；二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剔除糟粕，发扬精华。要能做到这一点，应该严格区分清楚：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避免良莠不齐，本末倒置。所以故人说：“不是聪明莫学医，司命者，勿逐流。”
他曾在旧金山作《无题——赠诸多心仪朋友》：“金山巍巍波涛雨，星庐冥冥草木春。五十年后谋出路，八千里外忆亲朋。明知世事如流水，不惜高年泛远津。侥幸科研结硕果，吟诗步韵慰平生。”他当时把诗给我看时，我只理解表面意思，而今再看意味不同。
他早年诗作：“华年如水欲何求，仍向学海苦作舟。不为浮云遮望眼，但喜庭前杏林稠。”这时是在孜孜以求，不断进取，而晚年所作《无题》，虽科研学海达到彼岸，然而漂泊在外自是想到回归本心。人生何以追求？不是为命运不公而自弃，不是因名利而不知自处，他身上有卧薪尝胆的决心，破釜沉舟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迟志不渝，无悔人生。
今年清明，我独往位于北京昌平舅舅墓前扫墓，作《寰祭》寄托哀思：“青山柏树清明祭，茔塚新添菊酒杯。少小从医乃父志，暮年弘道西洋归。南康学派遗旧恨，董奉杏林仍废颓。一去蓬莱常入梦，如今谈起更伤悲。”
虽然我曾祖父火文公也是闻名乡里的郎中，可惜祖父、父亲都未能学医，因舅舅我才接触上中医，只是甚为可悲，自己未能从医。每当我遇到艰难困苦，都会在夜深人静时，独自望着漆黑的窗外，想着舅舅不平凡的一生，人生唯有奋斗才精彩，鼓励自己不断前行。
——年7月13日于北京作者
郭思远
编辑
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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